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指政府制定社会政策，与其它公共组织一起，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活动。
经过SARS事件，专家们深切感受到：如何切实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已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SARS这样一个极具空间扩散性的突发事件，对其防治涉及到复杂大系统管理，一步不慎，则满盘皆输。这种大系统管理涉及各种要素的组合：各级政府之间、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民口与军口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与市民之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市民与非政府组织之间，非患者之间、患者之间、疑似者之间及相互之间，等等，这种复杂的社会主体之间要实现行动上的协调，没有科学的管理是不可设想的，而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在这其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结合SARS事件，就不难看出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如何预警、处理突发的危机机制不健全。需要尽快研究突发事件的预见、预备、预警、预报、预案，这次SARS突发暴露出我们危机管理上的不足。比如，没有预备应对突发性大面积传染病的医疗设施，医院运送设备被搬运公司拒绝，而紧急修建的小汤山SARS医院及医疗垃圾焚烧场又是在“三边“原则下进行的（边设计、边施工、边采购），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可能都要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更进一步，防治SARS所涉及的大量管理问题，有关部门是否充分开发了众多管理学者的资源，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排除会出现事倍功半的后果。科学管理离不开管理科学。
二、法制并不完善。从这次非典防治过程看，政府是严格执行了1989年9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包括宣布非典作为甲类传染病处理，设立隔离区域，采取强制隔离措施，疫情的报告与公布等。由于依法办事，我国政府对非典的处置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显然有较强的部门色彩，有许多条目需要修正，有许多细节需要补充，需要加强其可操作性。例如该法对医院自身的制约性很弱，对因为切断传染病传染途径而紧急采取的停工、停业、隔离及紧急征用交通工具、房屋没有作出经济补偿以及违规如何处理地的具体规定，等等。显然，加快法学研究，使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不再带“病”运转是至关重要的。
三、信息沟通壁垒重重，影响政府运作效率。这次SARS事件在北京的爆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SARS病例信息分布在不同部门管理下的医院，互相没有沟通，卫生部都搞不清楚有多少SARS病例，延误了防治，导至两位高级干部下台。我们的SARS研究也落后世界水平，原因还是各个部门阻隔信息传递，把标本当作自己部门的利益，不肯交给其它研究机构去做科研，可惜自己又没有那个本事研究出来，耽误大事。对此，我们需要举一反三。
四、缺乏科学正确的公共政策。十六大报告指出：“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学习型政府——政府管理创新读本》一书提到，“政府的政策能力包括：政府处理各种危机的能力；拉动经济增长、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能力；政策的透明度和公平度；政策对社会进步的推动程度；通过公共政策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等。”这里面，政府处理各种危机的能力排在第一位。假如我们的政府真的建立了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具有处理各种危机的能力，这次SARS事件可能不会引起这样大的社会恐慌。
五、政府与媒体之间缺乏互动。《新快报》2月16日文章《广东非典型肺炎考验政
府与媒体》提到，“在新闻发布会上，个别官员对待媒体的态度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是消除公众对疫情的担忧，而是对媒体记者的提问横加指责，当本报记者问：‘在年前中山、顺德一些地方曾经流传过有禽流感出现，不知道他们所传说的禽流感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非典型肺炎？’对于这个广大群众都担心的问题，参与新闻发布会的某官员却对记者说：‘你要是在这个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你自己要承担责任的。’这位官员的态度不是消除记者的疑虑，消除广大群众的担优，而是把责任推到记者身上，这样的做法是不够坦诚的。如果记者不能下情上达，上情下传，把群众的顾虑反映到政府那里，群众的情绪又怎能安定？公众的知情权又怎样得到保障？”如果不能以科学的新闻理论作指导，不能遵守新闻的职业道德，则在报道SARS这样的强传染性疾病时，极易引发社会的过度恐慌。夸大或缩小疫情，片面或随意报道疫情，都是不可取的。
六、新闻报道有失新闻学的原则。〖HTSS〗比如，以某电视台新闻报道为例，不少观众感到不够解渴、不够生动。其不够生动只要比照凤凰卫视同类报道就一目了然；其不够解渴就是有关领导的活动报道偏多、有关的好人好事太多，而对疫情与个人防范及疫情的负面影响的新闻分析偏少（有些尽管可以由专题介绍，但作为黄金时间的地区新闻仍应有相应的报道）。比如，不仅应报道累计病例、新收治病例，更应该报道由非隔离正常人转为隔离、转为疑似、转为确诊的绝对人数与相对人数，以及对病例个案的具体深入报道，如年龄、性别、其它病症状况等。另外，报道的逻辑性也需加强，比如出现自相矛盾的新闻报道。一方面已认定非典患者是由冠状病毒引发，另一方面又据加拿大学者研究，大部分非典患者身上找不到冠状病毒，等等，让人雾里看花（王心见，《科技日报》2003年5月6日）。可以说，SARS之类的突发事件的特殊时期，我们的新闻学需要深入研究，我们应该有突发事件新闻学、医学新闻学，由此，才能使我们的新闻工作适应今日社会的需要。
总之，政府需要把公共管理、公共事务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把处理危机事件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公共行政体制。而在中国建立公共行政体制就是对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挑战。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深化是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关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首先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十六大精神应该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明确政府的职能定位，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职能框架，切实解决政府职能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二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属于中央职能范围的事务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属于地方政府职能范围的事务由地方政府自主管理；处理好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三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搞好宏观调控，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有效率的市场；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加强监管，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四是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要进一步解决政企分开问题，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五是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做到政事分开。要在整顿、规范社会中介组织的同时，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
总之，只有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实现政企分开；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改进政府管理办法和工作方式，提高行政效率；精干政府机构，健全组织体系；规范政府行为，加强政府的责任法治建设；加快政府管理信息化建设，大力推进电子政务。才能真正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水平。
(作者单位：秦淮区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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