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速度作为现代犯罪进程中的一种特有社会现象，伴随着政治、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而日益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政治条件和不同经济开放环境下的犯罪速度不尽相同。多年以前，在改革开放初期，凸现于人财物大流动背景下“南罪北移，北犯南逃”的犯罪格局分布早已揭示出一种犯罪速度信息。随着进入新的世纪，受经济、科技迅猛发展态势和国际国内犯罪格局变动影响，以及在各种消极因素综合作用，犯罪变化进入一个全面提速的新阶段。犯罪速度变化在对犯罪整体推进和犯罪格局演化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对警务变革、执法效率、犯罪控制、防范战略和侦查谋略等也提出了新严峻挑战。犯罪速度作为犯罪运行和犯罪格局分布的一个重要规律，对于转变执法理念、促进警务创新、推进反犯罪斗争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实用价值。可以预见，在未来的警务变革和警务发展中，速度将成为犯罪与反犯罪、治安与反治安的抗衡焦点与决胜因素。
犯罪速度体现了现代犯罪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趋势，公安机关把握治安形势和驾驭社会治安需要引入新的治安评估指标。犯罪速度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在犯罪持续攀升过程中，新型犯罪层出不穷，表现出犯罪的滋生速度。从犯罪整体走势看，建国以来，我国出现过五次犯罪高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发案数量明显上升，而且伴随着每一次犯罪浪潮都有新的罪种出现。从犯罪攀升性质看，新型犯罪增多。尤其第五次犯罪高峰时代特征最为明显，它不是以往简单重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犯罪、金融犯罪迅速崛起，上升速度非常之快，远远超过了恶性的、原始的、人的本能的犯罪。从刑事立法方面看，新罪名数量大幅度增加，标志着犯罪滋生速度呈快速递增态势。二是在犯罪演化推进中，整体犯罪呈恶性化态势，表现出犯罪的升级速度。过去闻所未闻的雇凶杀人、设计害命、灭门杀人等时有发生。表现在犯罪形式上有组织犯罪日趋严重，跨国犯罪急剧增加，带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向黑社会转变。表现在犯罪演化上，同一种或同一类犯罪数量剧增的同时，犯罪手段多样化、作案智能化，传统犯罪加速现代化。三是在犯罪格局分布中，动态犯罪传播时间缩短，表现出犯罪的扩张速度。四是犯罪交织运行中，简单犯罪朝综合性方面发展，表现出犯罪的集束速度。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时代，带有科技含量的犯罪方法、犯罪手段向其他类型犯罪渗透的速度只会加快，暴力犯罪智能化、传统犯罪现代化等犯罪集束现象明显增多。
犯罪速度的动态性特征为研究和评估社会治安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依据。
首先，犯罪提速增加了治安严峻性，客观上成为整体治安形势研判内容和治安趋势预测起点。依据物理学速度越快，产生的动能和破坏力越大的原理，犯罪加速，尤其是新型犯罪的流动、传播、扩张速度越快，对治安严重化的影响起强。犯罪速度本身不仅增加了治安形势分析的构成内容，而且与其他传统的治安评估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利于对刑事犯罪大的趋势的把握、大的走向的预测，以及对整体犯罪演变过程的宏观透视。
其次，犯罪增速影响公众安全感，反映出社会关注的治“热点”和整治难点。特别是新型犯罪短时间内从甲地到乙地的快速运行、传播，直接威胁群众的安全感，尤其是暴力犯罪增多增速对社会安全心理冲击极大，强化人们对治安形势恶性化的主观认识。犯罪速度构成社会公众安全感的重要指标。
再次，犯罪加速变化折射治安薄弱环节，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犯罪严重化成因。犯罪快速流动表明，客观上存在打击不力，足以形成威慑、阻吓犯罪的氛围和存在治安防控网络疏漏，不足以控制犯罪的问题，当犯罪速度成为现代犯罪重要现象，并对社会治安产生综合影响力时，充分评估犯罪速度因素趋势预测、犯罪走势判断的准确性、客观性，有利于增加组织现代警务活动和开展反犯罪斗争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犯罪速度形成了犯罪运行和变化的特有规律。
公安机关的警务决策和警务行为需要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研究犯罪速度之于警务决策的影响力的时候，要充分认识犯罪速度的宏观背景：
1、经济全球化代表着一种整体化发展趋势和潮流，对现代犯罪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直接带动犯罪加速变化。首先，全球化使国家、地区之间人财物进入了空前的大流动时代，国际犯罪组织推行全球犯罪战略，不断调整自身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扩张升级，加快打开新生存空间，跨国犯罪流动加快，最新罪案的跨国转移周期出现越来越短的趋势。其次，经济全球化缩短和免除了犯罪在输入国可能要经历的较长的发展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一步到位与国际接轨，从而加速了犯罪国际化进程。第三，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内全方位开放，利益关系、利益格局重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人们思想观念发生急剧变化，新一轮社会变革对原有的社会管理机制带来重要影响，犯罪在国内流动界限也会随之淡化、打破，甚至消失，境内外的犯罪出现新的提速变化已出端倪。
2、犯罪智能化构筑了犯罪加速度变化的基础。一是高智商犯罪人员参与犯罪，为犯罪提供了加速变化的条件。二是犯罪手段的高科技与警方侦讯技术跟不上的矛盾刺激犯罪加速发展。三是犯罪整体谋略化，提高了犯罪主体对犯罪节奏、犯罪速度把握与控制的理性成份和主动意识。从犯罪预谋到犯罪实施、从犯罪对象确定到逃逸路线选择都一体化策划，加强了犯罪过程的周密性和精确性。
3、网络速度提升犯罪速度。一是数字化犯罪本身的加入，带动整个刑事犯罪速率加快。如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盗取资料、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黑客”犯罪和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犯罪，以及网上诈骗、网上敲诈勒索等利用计算机网络侵犯公私财物的案件呈多发趋势，相隔千里、作案瞬间完成，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二是一些以计算机网络为手段的新型犯罪，借助于新载体和管道几乎以网络同等速率传输，形成“犯罪网络速度”。以“网上洗钱”、“网上贩毒”等为代表的网上犯罪一般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环节少、速度快、监控弱、易逃逸，可以大幅度跨地域远程实现。三是传统犯罪网络化。就是利用网络这一先进手段对传统意义上的犯罪进行犯罪英雄化宣传，以及对犯罪设计、犯罪组织和实施等实行数字化改装。盗窃、诈骗等传统犯罪被移植到计算机网络后，高科技不仅给这类犯罪带来了高速度，而且带来更大欺骗性和隐蔽性。四是犯罪的内部分化与反向运动助推犯罪速度变化。在大部分犯罪提速发展的同时，某些现存的犯罪现象演化减缓，有的停滞，形成一种负速度
。如一部分传统的犯罪虽然表现出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但其范围大大缩小，频率大大降低，危害程度也会越来越有限。传统犯罪萎缩与新型犯罪崛起形成强烈反差，传统犯罪的反向运动，助推、反衬现代犯罪速度加快。
犯罪速度在当前警务决策过程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犯罪速度变化反映治安动态苗头出发，确定打防重点。犯罪速度变化不仅代表一类犯罪或一类治安问题总有先期动态，也反映了整体犯罪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公安决策早期把握，先发制敌，以动制动。
二是根据犯罪速度变化，抢占先机，加快犯罪控制应对措施变革。一方面，把握犯罪速度快慢作为个案防控的策略基础，有利于在一种犯罪刚起，或在其传播过程中抢占制高点，有针对性地作控防决策。如犯罪速度变化促成的建立网上禁毒监控机制的决策就是超前的。另一方面，把握犯罪速度快慢有利于建立犯罪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如某一犯罪在一段时间内向一定的方向流动转移速度加大，表明该地区存在失防失控，犯罪成本低的问题。采取综合性有效措施加大犯罪成本，降低司法成本，用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是遏制犯罪的有效决策思想。
三是追踪犯罪速度快慢变化轨迹，提高犯罪预测能力，建立预警机制。在当今开放的环境中，犯罪速度决不会无缘无故地变快变慢。根据快慢变化相应形成的高峰与低谷走势曲线，有针对性地搞好犯罪预测，超前决策，构建犯罪预警告制是争取斗争主动权的有效途径。
四是犯罪国际化，要求迅速建立国际警务合作和联合执法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借助于发达的传媒和开放的通道，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化速度引起了各国警方前所未有的关注，许多层面已从犯罪速度的角度开始研究犯罪控制的战略性和战术性问题，作出一系列适应同现代国际犯罪斗争的重要决策。最常见的是根据犯罪快速流动特点和最新变化动态，在缔结和签署国际公约、多边和双边条约时，对建立警务合作机制和执法体系作出明确规定。此外，在对付具体的蔓延速度快、危害社会严重跨国犯罪中，超常规决策，有的突破传统程序模式，直接进行协助行动，有的简化引渡程序，简化证据要求，有的对刑事司法协助的手段和行为特别规定，提高执法效率。如打击国际贩毒活动“控制下交付”的决策，就是多国联手、控而不打的刑事司法协助措施，对受管制货品在知情和监督下，让从其领土上通过，以监测和查证其流动方向和流动速度，对于最终破获全案具有重要作用。
犯罪速度本身揭示了犯罪运行基础和犯罪控制本质。
现代警务创新与提速发展需要重视犯罪速度的“引擎”拉动作用。
犯罪速度贯穿犯罪运行始终，也受来自外部和内部多方面因素影响、制约和控制：
1、犯罪成本决定犯罪流向和犯罪速度快慢。在一般情况下犯罪是人的理性的自觉行为，它表现在可以事先预测、计划、准备，还可以运用知识、经验、技能等其他便利条件。犯罪的目的是预期的收益，有收益就有成本。所有犯罪行为的实施需要犯罪人某种形式的资源投入，犯罪必然会付出代价。犯罪成本的高低除了决定犯罪行为实施与否和犯罪流向外，直接制约犯罪速度，成本低则犯罪速度快。
2、犯罪运行体系与犯罪速度成正比。一般来讲，成熟的犯罪和犯罪集团都具有健全完善、步调迅速、反应敏捷的犯罪组织体系和犯罪运行网络。犯罪体系构筑了犯罪运行的平台，对犯罪速度产生重大影响。任何犯罪在健全的，甚至一部分是合法的犯罪体系中运行、传播、流动、速率自然会快捷。犯罪的有组织化和职业化是犯罪运行体系成熟与完善的外化和具体表现。在现代犯罪中，犯罪组织除了进一步建立内部体系、本国犯罪网络外，更侧重在犯罪组织外部，尤其是在国际上寻求联合。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法域的犯罪合作机制的出现是犯罪运行体系的重要延伸，是导致现代犯罪速度大幅度提升的新构架。
3、犯罪心理直接影响犯罪速度变化。犯罪动机越强烈，犯罪速度起快。以追求犯罪收益为目标的逐利性犯罪心理、认为不会弄权，不会钻营就吃亏的合理化犯罪心理、“两劳人员”的报复性犯罪心理、犯罪易得手易成功 的侥幸性犯罪心理，对犯罪速度直接构成较大影响。
4、犯罪文化是犯罪传播的前置和形态犯罪的先遣。犯罪文化是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伴随犯罪行为传播外，更自有一套传播途径和传播规律。犯罪文化对犯罪速度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犯罪文化的传播速度、犯罪文化的固化速度、犯罪文化的渗透速度。
犯罪速度变化对于警务创新的动力“引擎”作用不可低估。
一是拉动警务体制改革。对付现代犯罪，需要警务工作的高效率、高质量、针对性和有效性，而所有这些离不开警务变革。当前以“金盾工程”为载体，以“电子警务”为核心，以实现公安工作信息化为目标的数字化公安建设，是顺应社会和历史潮流，适应现代犯罪发展和犯罪速度变化，以高科技手段打击高科技犯罪的一场新的警务革命，将对整个警务体制、执法模式、队伍建设产生重大影响。数字化公安的建设是未来警力的主要的和新增长点，迅速而深刻地改变传统的警务方式，大大提高对流动犯罪的打击力度和增强对全社会的控制能力，从而提高公安机关执法效率、快速反应能力和整体战斗力。
二是助推警务机制创新。犯罪提速变化在对旧的警务机制和工作模式形成强烈冲击波的同时，也对警务变革带来新的机遇和动力。提高警务活动的预见性、前瞻性、主动性，以变应变是唯一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警务创新是对犯罪速度的动态反应。快速反应机制建设是公安机关较早提出对付智能化、流窜性、跳跃式犯罪的警务创新内容。多年来形成的以“110”为龙头的快速的反应体系和治安卡口守点、交巡警守线、派出所社区民警守面的城市防控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仍在不断完善。“网上追逃”则是近年来以快制快警务创新的典范。“网上追逃”本质上则是“上网拦截”，在时空坐标上与逃犯全方位比速度，充分体现了警务创新精神和现实价值潜力。
三是推进队伍建设创新。犯罪速度变化是推进队伍建设和管理创新的基础。如“网警”作为警察序列中的新警种，其建立本身就是应对犯罪速度变化而体现在队伍建设方面的创新。
犯罪速度一定程度影响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
公安机关转变执法理念需要有新的起点和新的超越。
犯罪速度变化越快，越易造成现行法律上的盲点。犯罪速度加快与法律滞后的矛盾直接制约反犯罪斗争。如生产易制毒化学品犯罪作为贩毒犯罪的新动态，在国内出现时法律尚处于空白，使得毒品原料生产者有空子可钻。有资料表明，在2000年11月前，国内没有一部法律法规能对生产易制毒化学品进行惩戒，之后，国家经贸委、公安部等三部委联合下文，对8种易制毒化学品实行严格管制，但离目前国际上对22种易制毒化学品严格管制的要求尚有距离，对另外的14种生产仍处于无法可依状态。
从此意义上讲，犯罪速度是刑事立法的基点。一是根据犯罪速度变化确定立法的起点。二是根据犯罪速度变化确定立法重点。新型犯罪的出现拉动刑事犯罪研究和刑事立法研究，增加新罪名，增设相应的新刑罚，填补现行法律的缺省，缩短相关立法的滞后性，做到有法可依。三是根据犯罪修改法律。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检察院和法院采信的证据形式并不包括“电子证据，这就要求通过修改法律承认电子证据效力。
(作者单位：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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