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邓小平的法治思想

陈世荣

http://www.yfzs.gov.cn/ 2003-05-12 16:53:51

    邓小平关于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制教育、嫠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和深刻。然而其理论核心或基本原则究竟何在呢？认真学习和钻研《邓小平文选》的过程告诉我们，邓小平法制思想的理论核心或基本原则在于，在中国，要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自主持中央工作伊始，便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1980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曾强调指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后来，邓小平又重申：“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邓小平如此重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它提升到党的“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和“没有法制不行”的高度来认识和坚持，这不仅对我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指导意义，而且也旗帜鲜明地向中国和世界宣告了，邓小平要抛弃在我们国家长期盛行的“人治”，坚决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的决心和信心。
    《邓小平文选》中其他许多有关论述，都体现了邓小平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的思想，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必须有完备的法律体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针对当时我国立法很不完备的情况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汪、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1979年，邓小平又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在重视制定一般法律的同时，邓小平还对完善国家的宪法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中，邓小平指出：“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
    对于怎样加快立法工作，以完备国家的法律体系，邓小平曾说：“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
    邓小平关于加快立法，逐步完备国家法律体系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新时期我国立法工作的开展。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我国现行宪法，1988年和1993年又通过了两个宪法修正案；截至1995年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为适应我国政治、经济、行政、国防、文化、教育、科技、民族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展的需要，分别制定了280多个法律和700多个行政法规；同时，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更多达4000多个。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南方和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立法步伐明显加快，一批关于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如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预算法、对外贸易法、劳动法、银行法等，相继出台，为市场经济法治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虽然在立法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为了引导、规范和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了适应我国社会其他各项事业发燕尾服的需要，为了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的理想目标，我们在加强立法，逐步构建并完备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方面，仍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二、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
    恩格斯曾经指出：“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所创造的新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奉为神圣的东西。”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虽然我们也制定了包括1954年宪法在内的一批法律、法规，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所致，国家“新的法制基础”没能“得到绝对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所以，在某些政治运动面前，在长官意志和特权面前，在某些时期的政策面前，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变得弱不禁风，被随意歪曲、撕毁、践踏。因而长时期内，我们国家“人治”理论横行，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日益严重，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缓慢，民主制度残缺不全，“文化革命”期间更有百姓生灵涂炭、冤狱遍于国中，连国家主席也被非法废黜，迫害致死。
    为了从根本上杜绝历史悲剧重演，邓小平一方面深刻总结了上述血与泪的教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另一方面则坚定而明确地提出，要加强法制，要树立法律的极大权威。邓小平认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革除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的典型“人治”弊端，牢固地树立起法律的极大权威，为在中国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邓小平讲话的基本精神：“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制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82年新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同年修改通过的新宪法，对宪法和法律应该具有的极大的权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上述一系列重要文献的有关规定表明，邓小平关于要加强法制，要树立法律的极大权威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为我们党和国家所欣然接受。这对于贯彻邓小平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的思想，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一个十分古老的话题。在我国建国初期，尽管各方面的法律还很不健全，但在1954年宪法中却有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这说明在当时，这项原则是受到尊重的。然而，自50年代后期起，由于“左”的指导思想作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遭到愈来愈严厉的批判，以致在后来修改通过的1975年和1978年宪法中消失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代表人民的意志，大胆拨乱反正，在1980年5月发表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斩钉截铁地指出：“我国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后不久，邓小平又针对“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是新时期贯彻实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主要障碍这种情况，再次强调指出：“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赏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邓小平还指出，要“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还“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进入80年代中期以至后期，邓小平依然抓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不放。1985年他指出：“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委里就包括这一条。”1986年他指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紧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办。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1989年，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的讲话中，邓小平又指出：“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邓小平这些伏义执言、切中时弊的讲话，充分表现了他决心清除封建特权思想的流毒，彻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是他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思想的生动写照。

                                  四、坚持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所普遍接受的重要的法治的原则，其基本含义在于，国家司法机关在对法律争议和讼案进行裁判的过程中，只服从法律，而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指挥和干扰。在我国，这项原则虽然明文载入1954年宪法：“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也曾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应该干涉他们判案子。”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司法独立与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关系等问题，未能真正解决，所以，这项原则也没有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在不同历史时期，一些党的组织，行政机关，领导干部等干扰司法工作的情况时有发生，使居中法机关本身的形象和国家法律的权威性，都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
    进入新时期以后，邓小平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维护国家的尊严与权威，贯彻执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等，都同坚持司法独立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没有司法独立的保障作用，法律就会推动应有的尊严与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会变成一句痴人说梦般的空话。基于此，对联很自然地把司法独立纳入了他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思想的框架之内，在其多次讲话中，都明确表示反对任何人干扰司法机关的工作，支持司法独立。比如，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严肃地指出：“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又如，1986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在谈到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时指出：“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委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在这些讲话中，邓小平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党组织也不应干预司法工作的问题。这虽然不过是在重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贯认识，因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曾明言：“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也指出：“党委与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但它对于我们党和国家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坚决彻底地执行司法独立原则，以及邓小平关于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的思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恒久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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