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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贸易大餐亟待中国料理 |
| [时代经贸2005年第七期]文/艾 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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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wtolaw.gov.cn 2005-08-29 21:3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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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商务部和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世界服务贸易论坛” 6月9日在上海开幕。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服务贸易论坛，该论坛以“开放、合作、发展”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服务业界的企业高管和服务业组织领导人。
论坛开幕式上，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表示，中国政府将更加重视并积极推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并把服务业作为下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加快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提高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能力，使中国成为全球服务业外包的重要基地，通过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世界服务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诚然，就发展趋势而言，推动服务业的开放会促进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但失控或过早的开放也可能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抵御开放风险的能力呢？透过近期炒得沸沸扬扬的纺织品贸易争端，我们似乎可以觉察出某些发达国家不遗余力推动中国服务贸易加速开放的潜在动机，其中的玄机耐人寻味。
列强觊觎中国服务业大餐
坦率地说，当前中国与美欧纺织品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只是表象，背后隐藏的却是中国与欧美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博弈！这也从更深层次上折射出美欧等发达国家不择手段通过挤压中国货物贸易市场空间，迫使中国加速开放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市场的真实意图。目前的纺织品争端只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中国实施服务贸易扩张战略的前奏，此举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
当前，在国际贸易发展模式中并存着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建立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之上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道路。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经济条件，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生产，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取急需的资源。这种建立在货物贸易基础之上的发展道路，在相对稳定的国际贸易市场上，往往能够赢得国内的发展空间。可是当国际贸易市场供需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出现了新竞争者的时候，出口贸易将会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我国贸易摩擦多发期的到来以及中国产品威胁论喧嚣尘上的现状就是佐证。另一条则是建立在现代价值理论基础之上的发达国家的贸易道路。在一些发达国家，现代服务贸易特别是金融服务贸易已经取代了传统的货物贸易，资源的优势表现为价值形态。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操纵金融市场乃至改变交易规则来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不断巩固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中国“入世”后，及时抓住了世界制造业大转移的契机，凭借自身廉价优良的劳动力资源等优势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货物贸易总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2004年已经跻身世界第三大货物贸易国。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华贸易逐步丧失传统消费品生产优势之后，正在试图通过金融市场和其他服务贸易工具，进一步扩充汲取中国资源的管道。但是，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尚未完全放开，汇率市场受到政府管制，使得西方发达国家无法顺利实施其扩张战略。为此，西方发达国家精心选择了纺织业——这个虽然在美欧属于没落的夕阳产业，但对中国却有着重要意义的特殊行业不断发难，很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深知纺织业牵涉到中国 1800万从业人员的就业以及国内产能过剩的释放等重大问题，妄图利用纺织品贸易问题牵制中国，并不时用反倾销、过渡性保障措施相威胁，通过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得到在与中国政府谈判中所能使用的筹码，从而迫使中国政府放开金融管制，突破中国服务贸易市场的闸门，通过服务贸易工具将其国内经济矛盾转移到中国。这种转嫁祸水的伎俩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回顾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我们会发现美国经常性地利用部分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通过金融服务贸易工具，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当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处于不可忍受的时候，美国可以有三种调整的办法：一是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二是放任美元贬值；三是调整美国国内政策。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第一种政策是上策，第二种政策是中策，第三种政策的成本最高。由于服务贸易日益受到开放条件下的全球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影响，而且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 “中心——外围”的格局，美国等中心大国的宏观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传导到外围的小国，并迫使小国被动地调整其经济政策。这就是美国能够借助服务贸易开放迫使其他国家就范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面对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在纺织品等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向中国施压的做法，中国要想不沦落为资本主义国家资源的掠夺地，不想在所谓比较优势理论下成为空心化的“世界制造中心”，中国政府一方面应当逐步改善自身的货物贸易结构，在货物贸易争端中根据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必须坚守服务贸易的闸门，控制金融市场以及其他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节奏，避免过度、过早开放而导致中国经济全面失守。
中国服务业喜忧参半
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两面性，对国内服务贸易领域的保护纵然可以解一时之忧，但长期的、过度的保护却无法培育出强大的民族服务业，最终也不可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厄运。同时，随着全球制造业在各地区的重新布局，服务业国际转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主要是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虽然规模不能同制造业的转移同日而语，但是其昭示的趋势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面对机遇，仔细盘点我国服务贸易的家底，可谓喜忧参半。据权威统计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得到很大发展，可谓是形势喜人。1982年，中国服务贸易根据当时的统计只有46亿美元，而2004年上升到128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6.3%。1982年，中国服务贸易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不足0.6%，居世界第34位；2004年，这一比重提高到2.8%，居世界第9位。中国商务部《2005年春季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显示，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服务贸易逆差延续扩大
2004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有所回落，改变了近年来逆差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2004年下半年，运输和保险支出急剧上升，致使全年服务贸易逆差有所扩大。从服务贸易逆差的来源构成看，主要的逆差项目并未发生变化，仍主要集中在运输、保险、专有权利特许费和咨询等项目，逆差规模分别为125亿美元、57亿美元、43亿美元和16亿美元。
服务贸易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是:（1）国际运输支出增长迅速。受货物贸易进口高速增长和国际运输竞争力相对不足的影响，2004年运输支出达到245亿美元，依然是最大的服务支出项目。尽管国际运输收入增加了42亿美元，但国际运输支出更大，增幅达63亿美元，致使全年国际运输项目逆差进一步上升。（2）保险收支差额进一步扩大。随着保险市场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保险行业国际竞争力的不足进一步显现。尤其是在货物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货物保险的收入规模和增速明显滞后于支出，整个国际保险收支差额进一步扩大，2004年逆差增加了15亿美元。（3）其它商业服务顺差有所回落。2004年上半年，中国其它商业服务（包括转口买卖、经营租赁、佣金、回扣等）收支顺差呈现扩大趋势，顺差额达到28亿美元。2004年下半年，随着中国个人货物贸易经营权的放开，原来中国其它商业服务中部分个人贸易收入回归真实交易背景，导致其它商业服务收入增速回落，与上半年相比下降10个百分点。（4）专有权利和特许支出明显上升。随着利用外资存量的不断扩大，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中专有权利和特许费的支出持续上升。2004年，中国企业对外支付的专有权利和特许权的使用费达到45亿美元，增长27%。尽管该项收入也增长迅猛，但因基数较小，致使该项目收支逆差增加8亿美元。（5）2004年通讯服务由顺差转为逆差也是造成服务贸易逆差上升的原因之一。
服务贸易竞争加剧
2004年，中国服务贸易收入增长进一步加快，服务贸易中的11个项目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反映出服务业整体对外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旅游、其它商业服务、运输项目依旧是服务贸易收入的主要来源，收入额分别为257亿美元、160亿美元和121亿美元，分别占服务贸易总收入的41%、26%和19%，合计占服务贸易总收入的86%。其中，旅游和运输收入的占比分别上升4个和2个百分点，其它商业服务收入占比则下降6个百分点。专有权利使用和特许费、广告宣传、技术咨询、计算机信息服务等项目增速较快，分别增长121%、75%、67%和49%，表明中国服务行业结构有所改善。但由于外资进入后的替代效应，2004年中国金融和通讯服务收入有所下降，分别减少38%和31%。上述情况表明，在WTO后过渡期内，中国境内服务企业将面临来自内外对手的双重挑战。
国际服务需求逐步释放
2004年，中国对境外服务的需求逐步释放，国际服务贸易支出达到721亿美元，增长30%，增速进一步加快。运输、旅游、其它商业服务和保险依然是服务贸易支出的主体，占服务贸易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34%、27%、12%和8%，合计占服务贸易总支出的81%。在中国货物贸易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国际运输支出增长迅猛，上升35%，达到245亿美元，超过旅游支出54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服务支出项目。另外，除金融服务支出下降以外，其余项目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运输、旅游、其它商业服务和保险支出的规模增长较快，支出额分别上升63亿美元、40亿美元、20亿美元和16亿美元；电影音像、广告宣传和技术咨询服务增幅较大，分别上升153%、53%和37%。
尽管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增长迅速，在世界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有所提高，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仍令人心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服务贸易出口战略研究”课题组的报告显示，无论是与我国经济、贸易在全球地位的匹配程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在出口结构方面，服务贸易出口都亟待改善，形势逼人。
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滞后
虽然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近年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与服务贸易强国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从总量上看，2003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金额为445.09亿美元（WTO数据），排名世界第9位，与美国、英国等国家相比，差距明显，美国、英国的出口额分别是我国的6.3和2.9倍。即使是和经济总量、贸易总量都小于我国的西班牙相比较，也不占有优势，其服务贸易出口额是我国的1.7倍（参见图1）。
从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来看，占出口绝大部分的是劳动密集型项目，资本和技术含量高的项目所占比重很小。运输和旅游项目所占份额分别为16.92%和37.25%，二者之和占总服务贸易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通讯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项目所占份额分别为1.37%、0.67%、0.33%、2.36%和0.23%。
此外，从服务贸易项目的进出口对比来看，旅游、通讯服务、建筑服务、广告与宣传、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呈现顺差；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电影与音像、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等项目为逆差（参见图2）；顺差最大的项目为旅游，逆差最大的项目为运输和保险服务。可见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项目中我国的竞争优势不明显，那些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服务项目（环节）是我国服务贸易收入的主要来源。
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不匹配
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非常快，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所占份额也高于服务贸易。2003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量占全世界货物出口量的比重为5.86%，位列全世界第四，仅次于德国、美国和日本，而服务贸易出口量排行世界第七。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服务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贸易中的比重近年基本保持在20%左右，而2002和2003年我国的这一指标分别为12.1%与10.3%，服务贸易占整个贸易的比重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由此可见，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落后于我国货物贸易的发展水平。
从我国出口发展历史来看，1997年以前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速度总体上低于服务贸易出口增速，但从1998年后，货物贸易出口增速逐渐超过服务贸易出口增速，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货物贸易出口增长明显快于服务贸易出口（参见图3），这可能与我国服务业开放进程相对较慢有关。而从全世界范围来看，1996年以后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基本上保持同步增长的势头。在1992—2003年期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和货物贸易出口的增长速度相关系数为0.55，而以全球为整体这个系数为0.89。显然，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和货物贸易出口的联动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较低的联动性可能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货物贸易部门和服务贸易部门的发展程度不均衡；二是出口货物总的技术含量较低，所需配套服务较少。
服务贸易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这些不确定因素主要包括：（1）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逐步由宽松转向中性，是否会造成经济增长下降并导致国际需求不足；（2）美国“双赤字”的调整政策是否会严重影响美国的对外需求；（3）国际石油价格是否在较长时期内维持高位；（4）恐怖活动是否加剧并激化地缘矛盾；（5）中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程和效果；（6）中国对房地产产业宏观调控的效果是否显现等。如果这些不确定因素的负面影响有限，预计伴随中国货物贸易的强劲增长，国际投资对中国产业转移势头不减，加上中国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对国际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依旧强劲，将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态势。
尽管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面临各种内忧外患的考验，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服务贸易出口对我国整个出口乃至国内经济的重要意义。从我国外向型经济健康发展的需求考虑，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出口的带动，只有出口项目的不同组成部分均发挥各自优势，才能保证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持续稳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我国经济跨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地位明显上升之后，服务贸易相对薄弱的状况应该有所改观。从发挥我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考虑，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只有提高劳动力的使用率和创造力，才能充分发挥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而我国目前以大规模物质输出为主的出口形式显然是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的。从提升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考虑，针对世界市场对服务业需求的多层次性，只要我们能够对市场进行合理的定位和细分，充分发挥我国在服务业上的优势，就能通过实现服务贸易出口量的较大幅度增长，牵引国内服务业在某些领域适当超越国内需求制约而发展。
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挟新兴服务贸易工具以自重、对我纺织品等传统货物贸易发展不断打压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尤其应当牢记“发展是硬道理”，在固守以我为主、逐步开放的前提下，准确把握国际服务业转移机遇，采取积极的措施承接国际服务业的转移，藉此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出口，提高服务贸易出口对整个出口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也才是应对发达国家对我挑战的根本对策。
打造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支点
加入WTO为我们发展服务贸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当前，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货物贸易的发展速度，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正在启动的新一轮WTO谈判的焦点与核心话题。立足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实和需求，密切跟踪新一轮WTO服务贸易谈判的发展走势，合理确定我国在谈判中的价值取向，有利于树立中国在WTO中的形象，争取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也有助于我们在适度保护和加快促进相对落后的服务贸易方面寻求平衡点。
在总结“入世”谈判得失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现有的国际贸易大国地位，我们在未来的国际贸易谈判中，需要掌握引导国际规则制定过程的艺术，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利益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走向一个自信、负责任大国的必经阶段。在世贸组织体系中，我们不仅需要培养维护本国权益的防御意识，更需要培养主动的大国意识。在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过程中，尽管从我国当前自身利益的视角审视世贸组织规则，还存在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切，应当时刻牢记我国是一个各区域、各部门发展不平衡且发展迅猛的国家，一些规则对我国某些地区不利，但对另外一些地区有利；对某些部门不利，但对另外一些部门有利；当前对我国不利，日后对我国未必不利；当前对我国有利，日后对我国未必有利。我们只有对这一切统筹规划，综合平衡，才能找到我们真正的利益所在。为此，在新一轮WTO服务贸易谈判中，我们需要妥善处理好促进开放与市场保护的关系，坚持双赢或多赢的谈判价值取向，利用合理的过渡期向外商出让部分国内的市场份额，以带动国内市场规模和产业水平的大发展。
最后，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持续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我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服务贸易强国。但是也不能错失当前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快速发展的机遇，这就要求我们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扶持国内服务业的壮大。综观当今世界，扶持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是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的最基本保障，没有任何一个服务贸易强国国内的服务业不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因此，发展好国内服务业是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做大做强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当我国服务业自身实力得到较大的增强、与外界交互作用的渠道畅通以后，成为服务贸易强国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当前，从调整国内政策的角度来看，做大做强国内服务业的当务之急是要纠正“重制造业，轻服务业”、“重外资，轻民资”的错误观念。首先，必须解决在我国大多数地方发展经济的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重视制造业轻视服务业的问题，正是由于制造业获得了比服务业更多的优惠政策，才造成当前服务业发展远远滞后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面。其次，把握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需要我们创造良好的国内环境以提高产业对接能力，最为重要的是扩大服务业对国内民间资本的开放。凡是对外资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对民间资本开放，为做到这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在领导干部的经济政绩考核中科学合理地评价引进外资这项指标，不应认为引进外资比引进内资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给予外资的待遇也应该同等地给予民间资本，改变民间资本的“非国民待遇”和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例如，在零售业的开放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将黄金地段出让给外国企业而国内企业却不能捷足先登甚至连平等竞争的机会都没有，这种现象需要尽快得到纠正。服务业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并不矛盾，只有当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国内服务业之后，服务业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才能更好地与国外转移过来的服务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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