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近日发出2004年“一号文件”。这是自1982年以来下发的第六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
文件坦承，当前中国农业和农村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农民增收困难。中国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中国平均水准，许多农户收入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文件要求，中共各地党委和政府今后关于农民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以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一直以来，我对来自乡村的、还记着乡村的作家，都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是乡村底层的观察者、发现者、思考者。乡村因他们而更广泛地被发现、被谈论、被研究。这之前，读过一些作品，如《痛失》、《黄河边的中国》，都给我很深的印象。现在手头的这本2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再一次给我强烈的震撼，我想说，这是目前中国所有涉及农民问题的图书中最为厚重的一本。
《中国农民调查》给我的震撼，首先在于对事实毫不留情的“录像”。这在中国当下的舆论环境背景中，是需要前所未有的勇气的。书里提到的一个个个案，其实是一个个发生在农民身上的新闻。按说这种爆炸性的新闻，记者是最不应该缺席的，但事实上，在面对这种牵涉面甚广的负面新闻时，作为“我们时代的记录者”的新闻人，却往往没有勇气，哪怕是尽可能地去“接近本质”。面对这样的问题，记者应该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事实是，他们也站出来了，但站得不够彻底，站得有所保留。面对他们的问题，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站出来了。正如某媒体评论的，“这是一部也许会让新闻从业者汗颜的力作。”
《中国农民调查》给我的震撼，还在于作者写作上的热情。整部书读下来，我觉得作者对农民的那种关切、那种热爱，以及对农民、农村、农业发展的那种焦虑和思考跃然纸上，甚至可以感觉到作者脉搏的跳动。据了解，这本书是作者从2000年10月1日始，用了3年时间采访、调查、写作的结果。在写作过程中，他们虽然收集了大量资料，但对资料上的许多疑点，他们都是从省、地、县三级及有关当事人那里一一重新调查、采访，同时还得面对可想而知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没有一种朴实的、源自内心的对农民的热烈感情和毅力，作者是不会这样做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苦行僧”式的写作。也因此它有勇气尖锐、大胆，呈现真相，经得起推敲和考验。
和本书的作者一样，我也是来自农村的人，对作者所调查的一些事情，也深有体会。去年春节返乡，父亲说起家里沉重的负担时，给我算了一笔账，一年下来，家里种的三亩薄田，扣去农用物资花费和各种税费，已是入不敷出，如果不是儿女在外打工挣钱回来，这个年恐怕是没法过了。显然，《中国农民调查》所呈现的事例，并不是个别存在，而是具有典型意义。从时间上说，本书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写到现在，这个阶段正是农民问题引起上下关注的时刻；空间上看，作者不仅调研了农民的负担、农民的困境，而且也详细解剖介绍了当前费改税、农村的税费改革，以及作者面对这些问题时所作的思考。
放下《中国农民调查》，我不得不对作者投以敬畏的目光。正如作者所言，《中国农民调查》全景式地记录了那些“想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是的，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已形成全社会共识的背景下，作为读者，我能一下子读出这种带着血与泪的贫穷、罪恶、苦难、无奈、抗争、沉默、感动、悲壮。(蔡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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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中国农村现状
中国青年报 记者 徐虹
“中国13亿人口中有9亿农民，可是很久以来，农民在农村中的生存状况究竟如何，绝大多数城市人并不清楚”———这是刚刚面世的新书《中国农民调查》开篇一段话。
该书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说，当我们走近中国的农民时，我们看到了想像不到的贫
穷，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苦难，还有想像不到的抗争、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动！
“调查”始于一次偶然。两位作者在3年以前曾路过安徽省淮北平原中的一村庄，发现那里的农户家徒四壁。有一家人，竟用卖菜得来的5元钱过了一个春节。他们也没有想到，安徽最贫穷的地方会是闻名天下的黄山市，其中一个乡，贫困户占82．9％。与此同时，许多农民甘愿放弃视之为生命的土地，忍受寂寞、屈辱与歧视，涌入城市，形成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民工潮”。“作为报告文学作品，我们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不能缺席”。两位作者从2000年10月开始，从安徽省合肥市出发，跑遍了安徽省的50多个县市，做了一次长达两年的调查。
《中国农民调查》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现状。记者了解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以农民、农村、农业等“三农”问题为题材的作品为数不少。例如4年以前，湖北一位名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给国家领导人写了信，信中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就这样凸现出来。后来由此而生成的书籍《我向总理说真话》，赢得了不错的市场。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蒋巍说，上世纪80年代，我国报告文学界曾提出“干预社会、干预生活”的口号。他认为《中国农民调查》关注现实，关注弱势群体，是一个信号，标志着报告文学“敢于说真话”又一个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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